孝宗中興與慶元黨禁視域下的南宋儒學互動———以朱熹與陳傅良交游為中心的考察

來源:中國新聞網作者:陳勁 2020-10-30 10:49:00

  朱熹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更是南宋道學的集大成者,陳傅良則是永嘉事功學派承上啟下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們均是南宋思想界和政壇中的翹楚。陳傅良與朱熹的思想主張雖然不同,但他們同屬儒學群體,有著共同的信仰和目標,又同為韓侂胄所排擠和打壓,在慶元黨禁風波中有著相似的命運。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晚稱晦翁,祖籍徽州婺源縣(今江西省婺源),南宋建炎四年(1130)九月十五日出生于福建路南劍州尤溪縣(今屬福建省尤溪縣)。紹興十八年(1148)中進士,歷任同安主簿,知南康軍、知漳州、煥章閣侍講等,畢生致力于著書立說,廣收門徒,晚年卷入黨禁之爭,慶元六年(1200)卒,年七十一。朱熹去世后,“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友人、門生、信眾上千人千里迢迢趕往哭之。陳傅良,字君舉,號止齋,人稱止齋先生,浙江瑞安人,生于宋高宗紹興七年(1137),九歲時父母雙亡,家境貧困,被祖母撫養長大。乾道八年(1172)進士及第,先后任泰州州學教授,太學錄、福州通判、湖南桂陽軍知軍、提舉茶鹽公事、轉運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紹熙二年(1191)入京后,得到宋光宗的賞識,任陳傅良為秘書少監、嘉王府選讀。宋寧宗即位,陳傅良官至中書舍人兼侍講,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寧宗嘉泰二年(1203),陳傅良除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兼集英殿修撰,同年冬,卒于瑞安,年六十六。陳傅良去世后,“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蓋非他人云亡之比也”。可見陳傅良在永嘉學派諸門生弟子乃至在道學人士、士大夫心中都擁有著較高的名望和地位。

  一、乾道六年至淳熙九年間的交游

  朱熹與陳傅良最初見面的時間和地點在史籍中沒有記載,但是經過仔細剖析和挖掘,還是有一些蛛絲馬跡可供我們利用和分析的。

  朱熹、陳傅良均與呂祖謙、張栻、陳亮交往密切,不時有書信往來。朱熹與呂祖謙最初相見的時間是在紹興二十五年(1155)。是年,朱熹在前往福州公干的同時拜訪了時任福州提刑司干官的呂大器。朱熹之父朱松與呂祖謙的父親呂大器乃是“契舊”,雖然此時朱松已去世十余載,呂大器仍舊熱情款待了來訪的朱熹,也正是在這次“三山之會”中,朱熹結識了年僅十九歲的呂祖謙。“熹自泉、福間得侍郎中丈教誨,蒙以契舊之故,愛予甚厚。”呂祖謙與朱熹相識很早,且呂祖謙本人喜好廣泛結交名士,寬厚待人,從不與人結怨,在儒學群體中有著較高的名望。朱熹與張栻則是于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十一月在臨安初次會面。是年五月,張浚北伐失敗。十一月,朱熹入臨安登殿奏事。十二月十二日,朱熹自臨安返鄉,經婺州時與呂祖謙第二次會晤。

  同時,呂祖謙、張栻也是陳傅良和陳亮的摯友。從陳傅良門生蔡幼學為其所撰寫的《陳傅良行狀》來看,陳傅良與張栻、呂祖謙相識的具體時間應是在乾道六年(1170)。“還過都城,始識侍講張公栻,著作郎呂公祖謙,數請,間扣以為學大旨,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恨見公之晚,是歲乾道六年也,其秋入太學。”另據《宋史》對陳傅良的記載:“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于栻為多。”而與陳傅良一起參加秋試的還有永康人陳亮。所以在該年的秋八月,陳傅良不僅與呂祖謙、張栻得以一見,還結識了生性狂傲不羈的陳亮,且當時“二陳”之名傳遍京華,陳亮稱陳傅良為“族兄”,陳傅良亦視陳亮為諍友。就在陳傅良結識張栻、呂祖謙、陳亮之前的乾道三年九月,朱熹曾至長沙與張栻一起講學論道,同游南岳。乾道五年九月,朱熹的母親祝孺人去世,他在建陽寒泉為母守喪三年,“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眾”,并修筑寒泉精舍以供居住講學之用。乾道六年,張栻卸任知嚴州,另除吏部侍郎,赴職前還曾寫信給朱熹,詢問施政方針以便入都奏對。而此時陳傅良只是剛入太學的太學生,與朱熹相隔千里,僅可能通過張栻、呂祖謙的介紹從而得知朱熹,但兩人不具備見面的條件。

  乾道九年,朱熹去信呂祖謙,請他委托陳傅良幫忙搜訪資料以編撰《伊洛淵源錄》,呂祖謙欣然答應并給朱熹回信云:“永嘉事跡,亦當屬陳君舉輩訪尋,當隨所得次第之。”淳熙元年(1174),遠在閩地的朱熹去信呂祖謙相約聚會。是年夏秋之際,呂祖謙致信朱熹:“《淵源錄》事書稿本復還納,此間所搜訪可附入者并錄呈。但永嘉文字屢往督趣,猶未送到。旦夕陳君舉來,當面督之也。”當年十一月,陳傅良攜帶所搜尋到的文獻拜訪了正在金華的呂祖謙。“淳熙元年甲午三十八歲,十一月訪東萊呂公于金華”,“君舉相聚數日,近方回永嘉也”。呂祖謙在給周必大的信中也提到陳傅良的這次來訪:“某闔門久,益有味,但索居難得朋友。前月末偶陳君舉來,相聚山中數日,殊不寂寞。”次年四月,作為浙東學術領袖的呂祖謙啟程前往會見朱熹,并在外逗留了兩月,期間還組織了歷史上有名的朱陸“鵝湖之會”。此次辯論期間,陳傅良遠在永嘉,未參與這些學術爭辯,因此朱熹、陳傅良并無機會當面切磋。

  淳熙三年到五年,朱熹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呂祖謙除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陳傅良除太學錄,呂、陳兩人在臨安相見,同在京師為官,“陳君舉已到官”。淳熙五年(1178)十月,陳傅良出知福州通判,“五年戊戌四十二歲,龔公茂良既罷政,力求外補。……十月添差通判福州”。此時朱熹剛剛前往南康軍上任。“淳熙五年,除知南康軍。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淳熙七年,陳傅良因在福州通判任上被右正言黃洽彈劾,罷官歸鄉。淳熙五年至淳熙八年,朱熹一直在南康軍任上勤勤懇懇,治理荒政。“蠲屬邑之租稅,立先賢之祠宇。”而陳傅良則在福建的兩年時間里撰寫了著名的《淳熙三山志》。這期間大概兩人只是書信往來,陳傅良雖在朱熹故鄉,但直到淳熙八年朱熹離任江東,兩人也沒有實質性的接觸。

  淳熙七年二月,張栻在江陵病逝,朱熹遙作祭文。次年七月二十九日,朱熹和陳傅良的共同摯友呂祖謙在金華病逝。朱熹于四月十九日從南康軍卸任回到崇安,對呂祖謙的突然去世感到震驚和悲痛。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宰相王淮的推薦下,朱熹被任命為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十月、十一月趕赴臨安奏報。淳熙九年正月,朱熹以浙東常平茶鹽公事的身份巡視衢州、婺州等地,生平與陳亮第一次相見,并約陳傅良一同前往明招寺哭呂祖謙,二人在一起數日并視察了災情。

  “數日山閑從游甚樂,分袂不勝惆然,君舉已到未? 熹來日上剡溪,然不能久留,只一兩日便歸。蓋城中諸寄居力來言不可行,深咎前日衢婺之行也。如此則山閑之行不容后踐。老兄與君舉能一來此間相聚為幸,官舍無人,得以從容,殊勝在道間關置車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舉兄不取遽奉問,幸為深致此意,千萬干萬。”

  呂祖謙去世時,陳傅良正賦閑瑞安,得知呂祖謙去世的消息,便專程前往吊唁。“八年辛丑,四十五歲,呂公祖謙卒于金華,公至明招寺往哭其墓。”并在舟中寫就了《哭呂伯恭郎中舟行寄諸友》的詩句以緬懷故友。而從朱熹寫給陳亮的書信中可知,他與陳亮在明招寺會面數日,然后一同至永康龍窟作別。但在朱熹返回紹興之后,陳君舉仍未抵達金華。后來在《與陳同甫》中,朱熹又寫道:“君舉竟未有來期。”可見在朱熹第一次巡歷浙東時,陳傅良因故未至。也許陳傅良所居住的瑞安較為偏僻,故不能及時趕到。淳熙九年(1182)七月,朱熹第二次巡歷浙東州縣,亦未見有朱熹、陳傅良會面的任何記載。在朱熹擔任浙東提舉的一年間,兩次巡歷衢、婺等地,很可能始終未與陳傅良謀面。

  朱熹與陳傅良交游的第一個時期從宋孝宗乾道六年開始至淳熙九年。在這一時期內,朱熹、陳傅良未有正面接觸,僅通過湖湘學派領袖張栻和浙學代表人物呂祖謙作為橋梁和紐帶與對方有所往來、交流。此時也是孝宗中興的中前期,社會各個方面較宋高宗統治期間趨向好轉。政治方面,宋孝宗采取清明的統治策略,使得政事較為開明和清正;而自隆興元年北伐失敗后,朝廷與金人和議,南北更無戰事,國內和國際局勢逐漸穩定;經濟也在政治安定的影響下,開始以臨安為中心出現了較大發展,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以閩學、浙學、湖湘學、贛學等學派為主,百家爭鳴,共同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使南宋學壇開始繁榮。

  二、淳熙十年至紹熙五年間的不欲與爭

  淳熙九年,朱熹與陳亮在浙東的會見引發了持續日久的“王霸義利之辯”,兩人分歧巨大。查閱諸人文集及書信,發現最早記載朱熹、陳亮有關三代、漢唐之爭的書信是陳亮的《甲辰秋書》,而甲辰年則是淳熙十一年。陳亮在書信中說:“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朱熹、陳亮在對待三代、漢唐的問題上互致書信,激烈交鋒。朱熹認為漢唐諸君的成功不過是暗合了道的運行:“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陳亮則主張沒有任何道可以脫離人而存在,三代諸君所謂的王道也離不開功利和殺伐的霸道之舉。

  朱熹、陳亮“王霸義利”之辯激戰正酣時,陳傅良卻未直接參與論辯,亦未與朱熹有過實質爭論,而是始終以一個局外人的角色對待這場論辯。自呂祖謙去世后,作為浙東學術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陳傅良在學術爭端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不欲與爭”來概括。在論辯時,陳亮將朱熹寫給自己的書信寄給陳傅良,希望他能做出公正的評判。這個時候的陳傅良雖與陳亮同屬浙學之流,卻并未因此完全與陳亮站在同一戰線上。他在回復陳亮的書信中稱:“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著也。以不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圣賢枉作功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于盜賊不遠。”陳傅良不僅暗暗批評了陳亮的論辯作風太過極端和尖刻,勸陳亮要注意養心修身,還將朱熹、陳亮二家的學說都進行了一番委婉批判,認為兩者皆有漏洞,應仔細斟酌。

  初看上去,陳傅良似乎不偏不倚,但其實還是頗為袒護永康之學,同意陳亮的觀點較多,“止齋之意,畢竟主張龍川一邊過多”。他在寫給陳亮的書信《答陳同父三》里也逐漸明確提出了自己對朱熹觀點的看法:“且漢唐事業,若說并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 ……暗合兩字,如何斷人! 識得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識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卻有全然識了,為作不行,放低一著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橫作豎作,偶然撞著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陳傅良與朱熹之間沒有展開過大規模的論辯,這不僅因為陳傅良大部分時間忙于政務,“官事擾擾,及今始遣”。更是因為他不愿卷入空談論辯之中,于事功無益。在《答陳同父三》中,陳傅良自稱“某尋常人耳,蒙老兄拈掇最早,而晚又為正則推作前輩,行此二三年間,不鄉進而交游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恨未及與晦庵游,講求余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脈絡未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呶呶其間,以辭害意,失之遠矣。昔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還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一者,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由此可見,作為浙學代表人物的陳傅良至少在淳熙十一年前并未與朱熹見過面。他明確說這些年來自己仰仗陳亮與葉適的推崇,實不敢當,又說“獨恨未及與晦庵游”,似乎頗為后悔前幾年錯過與朱熹在金華見面的機會,最后稱自己與朱熹

  雖然經常通信,但卻不如見面直接了當。

  后來陳傅良在紹熙二年(1191)《與朱元晦》的書信中委婉地批評了朱熹這些年屢屢與人爭辯的做法:“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后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陳傅良的態度十分明確,他認為朱熹與林栗、陸九淵等人的論戰動輒千言,雖說切磋學術,卻無增益之處。朱熹收到此封書信,竟認為陳傅良“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辯,以為相與詰難,竟無深益。……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 若孟子之辟楊、墨,也只得恁地辟。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的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眾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個是甚物事,又只恁地鶻突了。”朱熹在與門人提及此事時,耿耿于懷。“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 青天白日在這里,而今人雖不見信,后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此后,朱熹專門致信陳傅良:“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于遭讒取辱,然至于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朱熹這封與陳傅良爭辯的書信石沉大海,并未得到陳傅良的回信。

  雖然陳傅良與朱熹在《詩經》“彤管”問題上也曾有過一段小摩擦,但陳傅良依舊抱著不與其爭辯的姿態書信溝通。據陳來先生的考證,朱熹與陳傅良的這段爭論發生在朱熹知漳州期間,也就是紹熙二年。“朱子守漳自庚戌夏四月至辛亥夏四月,故可知所謂春間得君舉書者,必在辛亥春。此書乃作于辛亥春,時朱子尚在漳州。”“是歲,與永嘉陳君舉論學。”朱熹對待《詩經》所持以“淫詩”之說,在學者間廣泛流傳,“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為淫奔之具,以城闕為偷期之所”。除此之外,他還認為《毛詩序》中無論大序小序都是杜撰,不符合詩的本質,是政治化的一種表現。而陳傅良所持的觀點則與朱熹相反,“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辯”。在陳傅良弟子曹器訪問朱熹期間,兩人也曾就《詩經》問題展開辯論,可視為朱熹與陳傅良的一次間接論辯。從朱、曹的對話中能夠看出朱熹對陳傅良的觀點之甚為不屑,“今人說經,多是恁地回互說去。如史丞相說書,多是如此”,“讀書且虛心去看,未要自去取舍。且依古人書恁地讀去,久后自然見得義理”。朱熹暗諷陳傅良、曹器之輩讀書不虛心,常以自己的觀點選擇性地讀書。所以,他建議曹器應當依照古人本意閱讀,時間久了就能見得本義。

  朱熹還曾在紹熙二年(1191)寫給胡大時的書信里認為陳傅良的學說“最是不務切己,惡行直道,尤為大害”,又提及他至今未與陳傅良見過面,“君舉先未相識,近復得書,其徒亦有來此者。扣其議論,多所未安”。陳傅良與湖湘學派弟子胡大時的往來令朱熹十分擔憂。淳熙十六年(1189),陳傅良除湖南轉運判官赴任潭州,張栻弟子胡大時與其切磋學術,頗為篤信永嘉之學。而朱熹早先已批評過浙學,此番湖湘學派與永嘉學派在事功方面的融合亦令朱熹感到憂慮。雖然朱熹對陳傅良的永嘉事功學說頗有微詞,甚至不屑一顧,但陳傅良卻對朱熹十分尊重乃至推崇。在《與朱元晦》的信中,陳傅良說道:“每懷企慕,三十年間,不在人后,會并差池,未有瞻侍之幸。”種種跡象表明,朱熹與陳傅良在淳熙十六年(紹熙元年)以前還只是互相耳聞,從未晤面。《朱子語類》中雖曾有記載“向日君舉在三山請某人學中講說此。”其實與史實矛盾,因為彼時陳傅良在福州時間不到兩年,而朱熹遠在江東南康軍,又逢大旱之災,處理荒政極為繁忙,一來一去甚是不便,如何能在三山講學? 此處應是誤載。可見,最晚至紹熙二年,兩人一直以書信交流,或者通過門生弟子互相傳達學術觀點。比如,朱熹曾向弟子詢問陳傅良有關《洪范》的觀點:“先生問德粹:‘去年何處作考官?’對以永嘉。問:‘曾見君舉否?’曰:‘見之。’曰:‘說甚話?’曰:‘說《洪范》及《左傳》。’曰:‘《洪范》如何說?’曰:‘君舉以為讀《洪范》,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則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過于皇極,則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后庶征、五福、六極,乃權衡圣道而著其驗耳。’又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圣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人但謂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曰:‘是何言語! 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 且書“奔秦”,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為褒? 昨說與吾友,所謂專于博上求之,不反于約,乃謂此耳。是乃于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后學’。”“嘗得項平甫書云:見陳君舉門人說儒釋,只論其是處,不問其同異,遂敬信其說。此是甚說話! 元來無所有底人,見人底說話便惑將去。若果有學,如果謾得他?”朱熹與陳傅良之間在思想上多有不合,陳傅良堅持事功,與陳亮、葉適一同認為應該重實事,反空談。朱熹則對陳傅良等人的功利之說甚為不滿,并將他與陸九淵做對比:“子靜雖占奸不說,然他見得成個物事,說話間便自然有個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鉤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舉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撐腸拄肚,頓著不得。如游古山詩又何消說著他? 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得不著。如東坡子由見得個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卻便開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靜! 子靜卻是見得個道理,卻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朱熹表面上批駁陸九淵,實際上是針對陳傅良,將君舉之學批駁得一無是處,認為他雖胸中有一部周禮,學富五車,但稍微懂一點東西便要與人講,影響了自己的弟子,認為他在書院講學誤人子弟。其實,無論是對陸九淵還是陳傅良,朱熹都認為他們是一些“理會不得”自己的學說的人,以至于“鶻突”至此。

  從紹熙二年(1191)之前兩人的書信及文集記載中能看得出,朱熹、陳傅良在學術上的誤解較深,這不僅是因為陳傅良與陳亮、葉適等人以事功自居,更主要的原因還是朱熹旗幟鮮明地反對他們,“明其道不計其功”。比較典型的能反映朱熹與陳傅良學術分歧的是陳氏門人曹器與朱熹之間的論辯。朱熹重提當年“王霸”、“義利”之辨的老話題,質問曹器:“君舉說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是如何?”曹器的回答自然是以漢唐與三代有相似之處,但他的回答流于表面,被朱熹批駁得一無是處。朱熹又問他“看唐事如何?”曹器以陳傅良所持的觀點回應:“唐初好處,也是將三省推出在外。”朱熹對此更是不以為然:“三省在外,怕自隋時已如此。”朱、曹之間的對話清晰反映了朱熹與陳傅良在史觀上的矛盾。自從呂祖謙去世后,朱熹與陳傅良在學術上就出現了無法彌合的裂痕,更失去了見面、溝通的橋梁。在僅存的幾封書信中,朱熹與陳傅良之間并未有生活上的互相慰問,一直處于客客氣氣的狀態,而且兩人書信的內容也不似朱熹與呂祖謙、張栻、陳亮一樣有著曾經謀面之后的熟絡,也正是因為兩人在學術觀點上的分歧和永嘉地理位置偏僻的原因,加之陳傅良一直忙于湖南政務,兩人才遲遲沒有見面。

  朱熹與陳傅良交游的第二個時期在孝宗中興時期的后七年(淳熙十年至淳熙十六年)到宋光宗即位后的五年間(紹熙元年至紹熙五年)。隨著張栻、呂祖謙的凋零謝世,朱熹“遂日與人苦爭”,陳傅良則因忙于政務而未有機緣與朱熹會晤。朱、陳兩人之間多由好友陳亮以及弟子曹器等人互往溝通,未發生正面論爭。由于陳傅良早年間接受了呂祖謙的學術觀點,“于本分條理略無虧欠,若有

  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眾舌乎,此毫厘之際,不可不精察也”,“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因此,盡管朱熹一再表示對浙學的不滿和批評,陳傅良仍堅持“不欲與爭”、“心平氣和”,屢次避免與朱熹在學術方面發生爭執。

  三、紹熙五年至慶元六年因黨禁同命運共進退

  紹熙五年(1194),趙汝愚、韓侂胄等人發動“紹熙內禪”,擁扶嘉王趙擴即位,是為宋寧宗。七月,“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朱熹因趙汝愚的舉薦而入京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陳傅良則在朝中任起居舍人權兼中書舍人,二人才有機會相見。另據朱熹慶元二年(1196)《與李季章》信中所述:“前年與陳君舉商量,拈出孝宗入繼大統一事。當時議臣如婁寅亮、趙張二相、岳侯、范伯達、陳魯公皆未有褒錄,恐可更詢訪當時曾有議論之人,并與拈出也。”紹熙五年六月九日,宋孝宗卒,朱熹自潭州入都后便與陳傅良、趙汝愚等人一起商議宋孝宗葬禮事宜,并于十月十日上《山陵議狀》。“先人贈告必已蒙落筆。母妻二告如亦合命詞,則前日失于具稟,今再有懇。”在朝期間,朱熹還請陳傅良為自己的雙親起草《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明堂恩贈父母制》。兩人交游頗為密切。

  然而宋寧宗即位后,與趙汝愚一同策劃“紹熙內禪”的韓侂胄自恃有功,想獲厚賞。但右相趙汝愚卻對韓侂胄嗤之以鼻。“吾宗室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此舉導致韓侂胄懷恨在心,準備利用外戚身份,陰謀篡權亂政。此時朱熹敏銳地覺察到韓侂胄有竊權之嫌,特意提醒趙汝愚注意,又與彭龜年等人向寧宗彈劾韓侂胄未果。韓侂胄獲悉消息后大怒,上書宋寧宗以“倡引偽徒,圖為不軌”的理由構陷趙汝愚、朱熹等人,將他們先后罷黜,并把趙汝愚遠謫寧遠軍。

  紹熙五年(1194)閏十月,朱熹只做了四十六天的煥章閣侍講便被韓侂胄罷官。陳傅良此時與朱熹站在同一立場,當他得知朱熹被貶,便連上兩道奏疏為其辯解求情,宋寧宗均不為所動:“臣竊以為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余年,多任祠祿,今也欣慕圣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遂聽退閑,除目之頒,滿朝失色。……還成命于已行之后。……閏十月二十四日奏入。”“臣竊見當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葉適。……朱熹、葉適近嘗入院,未幾而熹帥江陵,……秉筆之士相顧嗟惜。陛下誠聽臣言,以一朝大典之重,不吝改作,復用此二人者,使之專領,將天下皆以為得人,豈非圣朝之美事,明主之盛舉哉。”陳傅良為朱熹等人上疏求情之事被韓侂胄獲知,便以“依托朱熹”罪名罷官落職。“陳、彭、楊、項竟又不免”,“昨日得報,君舉以謝章奉祠而去,……亦可駭也”,朱熹此時已經返回建陽,得悉陳傅良被罷,深感震驚。

  慶元二年(1196),韓侂胄遍植黨羽,陷害忠臣,閉塞言路,勢力日漸膨脹。十二月,韓侂胄指使監察御史沈繼祖彈劾朱熹,羅列朱熹十大罪狀,如“不敬于君”、“不忠于國”、“為害風教”、“私故人財”等等,開啟了南宋黨禁之禍,史稱“慶元黨禁”。次年,韓侂胄又仿效北宋“元祐黨禁”之舉,列偽學人士名單,置《偽學逆黨籍》,被朝廷列為“偽學逆黨”的官員多達五十九人,朱熹、陳傅良名列其中。韓侂胄此舉的目的不僅僅是針對朱熹,更是要重擊支持趙汝愚的道學官僚群體。他所忌憚的道學群體,此時還囊括了大部分與朱熹道學相關的儒學士大夫,如陳傅良、葉適、蔡幼學、楊簡、呂祖儉等人也在其中。直到慶元六年(1200)年初,朱熹一直避亂建陽、崇安,著書講學,而陳傅良則遠在永嘉,二人皆因黨禁風波自顧不暇,無法得見。慶元六年三月九日,朱熹去世,因黨禁之故,陳傅良未撰朱熹祭文與吊詩。嘉泰三年(1203),慶元黨禁風波平息,陳傅良亦因病去世。

  朱熹與陳傅良交游的第三個時期大致始自紹熙五年(1194),至慶元六年朱熹去世結束,這個時期兩人交游的主要關注點在政事上。朱熹、陳傅良兩人有著共同的理想信念,同朝為官,同歷慶元黨禁風波,他們捐棄道學與永嘉學術的分歧,在政治上與趙汝愚等人共進退。朱熹、陳傅良為了實現“得君行道”的偉大抱負,將這種理想信念寄托于趙汝愚,而趙汝愚也站在道學群體一方,試圖以

  “內圣外王”的方式團結道學群體的力量、學識為南宋政權服務,維護大宋王朝的基業。

  四、結論

  南宋孝宗至光宗時期政治的開明及文化的理性使得儒學群體在很大程度上擁有了寬松的環境,這不僅為朱熹、陳傅良等人的自由論辯提供了保證,也為他們繼承并開拓新的交游內容和話題,將其以“內圣外王”等方式應用在朝堂政事中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首先,南宋儒學群體之間的交游是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之一。尤其是在朱熹、陳傅良之間,交游促成了二人的溝通和了解,他們或以學術互相問道,或以政見互相吸引走在一起從而擁有了共同的命運,并不因學術、政見等方面的分歧妨礙兩人發展良好的私人關系。

  其次,在良好的大環境下,朱熹與陳傅良的交游也影響到了周圍的其他人。比如與朱熹、陳傅良往來密切的重要人物,前期是張栻、呂祖謙,中期則為陳亮等人,晚期則是趙汝愚等人。朱熹、陳傅良以論學問道為主的交游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以儒學群體為核心、以官僚群體為翼的向心力和心理認同,并進一步改變了南宋的學術風氣乃至朝政時局。

  再次,以朱熹和陳傅良為核心的南宋儒學群體交游也體現了一些鮮明的時代特征,尤其是以“內圣外王”和“得君行道”為目標的聯系不斷加強。在黨禁之中,陳傅良站在道學一方在朝廷上為朱熹據理力爭;在黨禁之外,陳傅良、朱熹依然是永嘉領袖與道學權威,各不相讓。雖然朱熹與陳傅良在學術上差異明顯,但于政事之上則淡化分歧,更為強調儒學群體之間的合作。

  朱熹與陳傅良學術功底均非常深厚。尤其是朱熹,他早年吸收佛禪思想,后來師事李侗逃禪入儒,接觸到張栻后則較多地吸收了湖湘學派于日常生活中體認的涵養之道,使他的思想進一步提升,承接伊洛。陳傅良則較多地吸收了薛季宣、鄭伯熊的“事功”與“制度”之學。朱熹與陳傅良在學術、政事等方面有著共同話題,也有著相近的交游圈和心理認同感,故而視彼此為莫逆。

  要之,朱熹與陳傅良的交游是南宋孝宗中興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同時兩人的交游及其背后所代表的道學與浙學等儒學群體的互動與交流也對南宋各方面尤其是學術的繁榮、政治的走向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孝宗中興結束后,道學逐漸崛起,政治紛爭登上歷史舞臺,浙學巨擘陳傅良以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與朱熹、趙汝愚等人站在一起,試圖實現“得君行道”的目標,并共同應對來自韓侂胄等人的侵犯和挑戰。雖然在“偽學”之禁下,政治環境與學術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并未影響朱熹、陳傅良二人及其所代表的儒學群體對生命價值的追求,他們的交游與切磋更為后世留下了諸多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陳勁,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編輯: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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