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立:“儒墨之爭”的文化反思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孔德立 2020-10-27 16:24:00

  早期儒學的傳承創新既是早期儒家自身傳承的結果,又是在排拒與融合其他學說的結晶。墨子“非儒”與孟子“辟墨”是儒、墨兩家爭鳴的重頭戲,對儒、墨學派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尤其凸顯出早期儒學的傳承與創新路徑。

  

  儒家以修身為前提,以禮儀訓練與文化教養為己任。但在戰國時期,世襲宗法貴族的統治地位已被軍功新貴族取代。新的統治者忙于富國強兵事務,對儒家倡導的禮文化毫無興趣。百姓迫切要求停止戰爭,期待早日過上安寧的生活。墨子作為一名普通的下層手工業者,對民眾的疾苦與訴求了如指掌。他認為,儒家宣揚的禮文化很可能成為貴族的幫兇,無益于百姓民生。墨子認為儒家在社會上起到了極壞的作用,遂展開了對儒家的激烈批判。

  《墨子·公孟》篇批評儒家有“四政足以喪天下”。其一,儒家不重天、不信鬼,導致社會上的惡人毫無宗教敬畏感,民眾也失去了批判社會的武器。其二,厚葬久喪,既耽誤生產,又靡財費時,加劇生活貧困。其三,弦歌鼓舞,助長統治者的奢侈腐化生活。貴族們的一頓飯“目不能遍視,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墨子·辭過》),如果再沉溺于弦歌樂舞之中,奢侈之風會更加興盛。其四,宣揚“命定論”,使貴族與平民各安其位,泯滅了民眾奮發有為、積極向上的斗志。墨子認為,儒學之所以不能惠及普通民眾,根源在于儒家“仁”說。“仁”首先是血緣之愛,以“孝”為中心,然后在家庭宗族、鄰里鄉黨、朋友君臣中次第展開。墨子認為,戰爭爆發的根源就在于人們各私其親,不能以對待自己親人的方式對待他人。鑒于此,墨子提出了“兼愛”的主張。如果人們“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墨子·兼愛中》),那么,天下就會實現真正的和平與安寧。與“仁”相比,“義”是針對非本血緣宗族之人的關愛。墨家推行“兼愛”,以利天下百姓的理念踐行天下大義。只有打破狹隘的宗法觀念與本位主義,才可以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尚賢下》)。君主行義,惠及民生;百姓行義,兼愛交利;天下之人行義,社會和諧安定。

  墨子心目中的天是至善的,至善之天關愛百姓,就選拔至善之人作天子,天子又選拔賢人做官吏。如果天子不善待民眾,就辜負天意,喪失天職,不僅會遭到鬼神的懲罰,還會失去百姓的擁護。天與鬼神保佑百姓福祉,因此,墨子倡議天下百姓都要莊重地祭祀天鬼,回報天鬼保佑之恩。墨子的全民祭天祀鬼學說打破了天子祭天的專利,在人神關系中彰顯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符合百姓的普遍的神靈信仰與利益訴求。如果說,儒家“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那么,墨子的“天志”、“明鬼”主張則彰顯了民本理念,提高了民眾的社會地位。

  墨子及其弟子的“非儒”運動,聲勢浩大,獲得了最廣泛的民眾支持。這使本已陷入困境的儒家雪上加霜。墨家在批評儒學貴族氣質的前提下,推動了“祭天祀鬼”、“勤儉節約”、“互愛互助”等簡易實用的平民文化的發展。墨家在儒家之后成為“顯學”的根源正在于其平民文化迎合了戰國時期廣大百姓的利益需求。

  

  孟子“學于子思之門人”,是孔子、曾子、子思這一系早期儒家譜系的傳人。孟子時代,“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面對咄咄逼人的墨家,孟子以“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孟子·公孫丑下》)的“浩然之氣”,毅然起而“辟墨”。

  “仁愛”與“兼愛”是儒墨之爭的核心問題。要擊退墨家的進攻,必須徹底揭露兼愛的危害。恰好,墨者夷之厚葬其親的舉動暴露了墨家的理論缺陷。墨家贊同薄葬,批評儒家的厚葬主張,而墨者夷之厚葬其親的做法正違反了自家學說。當孟子批評夷之時,夷之卻以儒家主張的“若保赤子”為借口,辯解說“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為儒家所贊同。孟子對夷之的論調予以堅決的反擊,他指出,喪禮的真正內涵不在于財產的多寡,而是源于子女發自內心對父母的真愛情感。這種特定的情感體驗由血緣關系決定,而絕不可能來自外部,也不可能依靠推論方式獲得。但墨家既承認有發自內心的情感之愛,又認為這種愛可以用語言與推論方式施于他人。墨子津津樂道的“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的兼愛精神,實際上是把特定情感庸俗化了。孟子認為,墨家把他人之父視為己之父,消弭了父親的特定內涵。仁愛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儒、墨在仁愛與兼愛問題上有著不可彌合的分歧,因此,孟子才尖銳地批判墨家的“兼愛”學說會使人成為無異于“禽獸”的“無父”之學。

  傳統說法認為,孟子辱罵墨子為“禽獸”,遂以為孟子與墨子的學說是對立的。但如果把墨學置于孔孟之間加以分析,就會發現一個不爭的事實:孟子在捍衛儒家仁學核心價值的同時,亦悄然對墨學進行了吸收。性善論與仁政學說是孟子對儒學的新貢獻,但如果我們只注重孟子對儒學的傳承的一面,很容易忽略墨學對孟子的影響。簡帛《五行》篇出土后,我們從子思五行說中發現了性善論的直接來源。但是,子思與孟子對“仁、義、禮、智”的論述尚有一定距離。子思的仁、義、禮、智既重外在之行,又重內心之德,德行并重。而孟子已經把仁、義、禮、智完全轉化為內心之德、人性之善。子思并沒有把人性與善畫等號,而孟子直接說人無仁義禮智則“非人”。可見,善性已經成為做人的必然條件。那么,孟子性善論的至善源頭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們考慮到墨子對儒家的批評,不難發現,墨子對“天”與“善”的論述正被孟子悄然吸收了。《墨子》書中“天民”一詞出現2次,《孟子》書中出現了3次。值得關注的是,這個詞卻不見于其他早期儒墨兩家著作。墨子把至善之天與民連接以來,為人性找到了至善之源。“愛人利人以得福”(《墨子·法儀》),扶危救困、愛人利人之人,獲得天佑而得福。墨子雖未明言人性善,但推行兼愛之人必定以人之善性為前提。墨子“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墨子·尚賢中》)的主張,從“農與工肆”選拔官吏的提議,均是墨子提升民眾地位的舉措。經過墨家的宣傳及實踐,墨子的這些主張已經喚醒了民眾積極爭取自身利益的意識。在風起云涌的墨家“革命”之后,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也就順理成章了。此外,孟子“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孟子·離婁上》)的論述,既堅持了儒家仁愛的核心價值觀,又受到了墨子“行天下大義”的影響。墨子“非樂”,孟子則勸導統治者“與民同樂”,把墨子認為貴族專享的樂舞文化轉化為君民共享的社會財富。

  經過孟子對墨學的排拒、吸收與融合,儒學已不再是曲高和寡的貴族式的內圣修身之學,而是發展成為兼濟平民的外王之學。從孔子到孟子,儒家在堅守仁學核心價值的前提下,又吸收墨學之“義”,走出了一條主體性傳承與包容性創新之路。

  作者:孔德立,孟子研究院特聘專家,山東省泰山學者,北京交通大學教授 

編輯:趙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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