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研究工作坊”在山東大學舉行

來源:澎湃新聞作者: 2020-10-23 09:13:00

  10月17日至18日,由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主辦、商務印書館協辦的“第三屆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研究工作坊”以線下線上結合的方式在山東大學中心校區舉行。來自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大學、華中師范大學、河南大學、天津師范大學、北京印刷學院、故宮博物院、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臺灣地區“中研院”史語所、香港城市大學等單位的30多位學者參加了會議。開幕式由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何朝暉教授主持,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王學典教授,商務印書館杜非編審,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杜澤遜教授先后致辭。王學典教授說:“文獻學是所有學科的基礎。比較文獻學,能發現以往中西文獻學各自習焉不察的問題,對于解決一些重大命題有重要作用。”杜澤遜教授也說:“書籍的歷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人類文明的歷史,書籍如何產生、流通、被人閱讀、發生作用——研究書籍的歷史,理應成為熱門的學問。”與會學者合影

與會學者合影

  在全球化的學術語境下,中西之間的對話、交流與會通成為當下學術發展的重要趨勢。中西文獻學研究各自具有深厚的傳統,書籍史研究則既代表了現代學術的新范式,又帶有明顯的西方學術印記。中西比較文獻學與書籍史研究不單是各自學術脈絡下的平行比較,還應該具有更深入的“中西互融”式碰撞與交匯。同時,也需要破除以時代為斷限的隔膜,力圖形成“古今一體”的研究視野。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王學典院長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王學典院長

  此次工作坊與會學者發表論文27篇,涵蓋版本、目錄、校勘、藏書、造紙術、印刷史、閱讀史、出版文化史、古籍保護和數字人文等議題,就論文的旨趣與突破點而言,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新視角、新材料與新領域

  學術研究的持久活力有賴視角與方法的不斷創新,在文獻學與書籍史領域亦是如此。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程章燦近年專注于石刻文獻研究,本屆工作坊提交的《實物、現場與情境——石刻文獻閱讀的一種樣態》一文對于石刻文獻閱讀的方式進行了全新探討,認為面對實物、置身現場,與石刻及其環境展開互動,是石刻文獻閱讀中十分重要的一種樣態,不僅豐富了中國古典文獻的生產與傳播方式,也豐富了中國文化的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他指出對于石刻文獻的“式瞻”之道有多種表現方式,閱讀是其中最值得重視、也最值得探討的一種。山東大學文學院劉光裕教授的《再論蔡倫造紙的偉大功績》是對舊作的新思考與新闡發,指出殷商簡冊與世界其他早期書籍媒介,如泥版、莎草紙、羊皮紙、貝葉相比已較為先進,而蔡侯紙正是在簡冊廣泛使用的背景下流行開來的,由此進一步說明蔡侯紙的價格低廉與輕便好用兩大優勢。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張哲俊教授的《〈文心雕龍〉樂府篇的校勘與辭樂的損益方法》從《文心雕龍》樂府篇的校勘出發,對其記載的損益歌辭、以文就樂的說法提出質疑,深入探討了修改辭句與損益旋律的關系、刪減歌辭與增益歌辭的比重等問題,并就“龍學”研究中“思想與事實”的關系以及“文獻時間遠近”的判斷標準進行反思。“交流循環”是西方書籍史大家羅伯特·達恩頓提出的一種書籍史研究模型。南京大學文學院趙益教授的《“裝訂”作為書籍“交流循環”的環節及其意義——一個基于比較視野的書籍史考察》對明代中后期至清初商業出版的“裝訂”環節進行了揭示和還原,指出對“裝訂”的發現和深入研究可以帶來對明代中后期商業出版的商品經濟和市場規律,商業出版的內部協作和區域聯系,以及通俗文學的文獻、文本及社會意義的新認識。利用檔案研究私人藏書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尚屬新的視角與方法。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張升教授的《十八世紀清朝普通士人的藏書——以八旗高氏家族為例》利用《清代文字獄檔》“澹歸和尚《徧行堂集》案”中的書籍清單,統計清代八旗高氏家族四位成員的藏書種類和數量,分析其藏書特點,以此為例考察十八世紀清代普通士人的藏書狀況。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何朝暉教授的《政書的創生:基于目錄學史的考察》從發生學意義上對政書這一文獻類型的形成作了新的探討,從政書類目的起源與分合移易、政書立類的演化進程兩方面梳理了政書在文獻史和目錄學史上的生成過程,指出《四庫全書總目》在吸收前代目錄學成果的基礎上全面整合政書類目,賦予“政書”新的內涵,塑造了政書這一新的文獻類型。對實踐性技術的重視是文獻學與書籍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古籍保護是文獻學近年來迅速興起、亟待開拓的一個新領域。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姚伯岳教授、周余姣副教授的《從學問到學科——古籍保護學科建設述論》認為古籍保護的學科建設極為必要,當前應積極將古籍保護的研究內容拓展至傳承性保護,并從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探討了古籍保護作為文獻學新增長點的學科建設路徑。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霍艷芳副教授的《“謀時而動,順勢而為”:古人基于時令和火候的紙質文獻保護措施探析》探討了中國古代紙質文獻制造、保存與修復中的時令與火候因素,揭示了中國傳統紙質文獻保護方法中的這一特色。當今數字人文對傳統的文史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文獻領域的數字化工作也在加速推進。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徐力恒助理教授的《當數據成為文獻的一種:試析數字人文研究和文獻學、書籍史的交集》對數字人文范式的基本內涵和理念進行了討論,通過數字人文學界成果和研究趨勢的若干例證,指出數字人文能夠對文獻學和書籍史研究所能產生的推動作用。

  印刷出版與社會文化

  書籍的印刷、出版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是書籍史研究的熱門主題之一。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章宏偉研究員的《明中后期江南出版業的勃興》揭示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出版業繁榮的原因,認為江南書籍刻印業擁有明顯的物質、技術、人工和運輸優勢,工匠規模大、流動性強,刊刻成本低廉。同時科考和教育普及、讀書與識字率提升、藏書家增多、士大夫的日常交往亦常以書為禮,書籍需求的旺盛最終導致書籍消費社會形成。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仁淵助理研究員的《〈幼學故事瓊林〉與明末到民初的大眾書籍出版》對近三百年間《幼學故事瓊林》系列的數個版本作了詳細考訂,揭示其版刻源流、演變歷程與流傳方式,該書從蒙學讀物到詳注本到加入各種日用指南,出版方式從雕版到石印,出版中心從四堡到上海,這一典型個案生動地反映了明末到民初大眾書籍出版文化的變遷。對讀者個人閱讀體驗的研究,是閱讀史研究的題中之義。而將個人體驗研究與“記憶理論”相結合,勾勒出閱讀群體與以書籍為基礎形成的回憶空間則不多見。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獻忠教授與研究生朱候渝合作寫成的《思考、交往與記憶:閱讀史視閾下的〈傳習錄〉研究》以此為切入點,認為士人圍繞《傳習錄》形成了一個閱讀群體,在相互交流互動成了只屬于《傳習錄》閱讀群體的回憶空間,并由此促進了思想的變遷。

  傳統出版業與近現代出版業如何接續與傳承?藏書家與出版家如何相互影響?出版業與社會思潮之間如何互動?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王鵬飛教授的《鳴野山房、世界書局、啟明書局:一個出版世家的現代嬗變》對清中期至20世紀中葉山陰沈氏出版世家,及其經營的鳴野山房、世界書局、啟明書局的興衰歷程進行了系統考察,還原了傳統出版業與現代接續和轉型的一個面相。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范軍教授的《藏書家徐行可與出版家張元濟的交往》梳理了徐行可和張元濟之間因訪書、讀書、藏書、抄書、校書、刻書而產生的書來信往來等交往活動,為考察藏書史與出版史之間的交涉互動提供了新的資料。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張志強教授的《胡適、張元濟、商務印書館與新文化運動——讀〈挑戰與機遇:新文化運動中的商務印書館〉札記》指出柳和城所著《挑戰與機遇》是第一本就新文化運動對商務印書館的影響及商務印書館的應對進行系統研究的著作,并補充了該書中未涉及的胡適與商務印書館發生關聯的經過、與張元濟熟悉的過程以及胡適對商務印書館的貢獻等內容,糾正了該書中的一些細節錯誤。

  在社會劇烈變革時期,書籍、報刊等印刷品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巨大能量,能夠對傳統觀念帶來顛覆性的沖擊。中華書局張玉亮副編審的《蝶翼與風暴:〈仁學〉刊行的書籍史考察》以書籍史視角研究譚嗣同《仁學》的出版過程及其與社會思潮之間的互動,通過考察報紙上的廣告、出版物的封面等“副文本”,挖掘《仁學》刊行背后隱藏的康梁師徒思想分徑、保皇革命兩派關系等史實,進而闡述此書引發社會變革的歷史作用。濟南大學文學院陳靜教授在《論中國第一代女編輯》中對1898至1913年間中國第一代女編輯群體進行了考察,認為她們的出版實踐充滿著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代表著中國性別觀念的巨大轉型。復旦大學歷史系張仲民教授的《新文化運動的“五四”起源——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的再思考》,從閱讀史的角度探討了民國初年基督教會發起的反孔教運動、基督教青年會與新文化運動的關系、胡適與新文化同人如何利用媒體制造話題炒作新舊之爭、五四運動如何影響和塑造《新青年》及新文化運動等問題,給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帶來新的啟發和思路。

  他山之石與跨文化研究

  中西文獻學與書籍史學者能夠共聚一處開展各種專題研討,盡管難免“各說各話”,但這項活動本身就具有消除彼此之間的隔膜,增進相互了解、啟發彼此思路的作用。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王獻華教授的《近二十年新出〈蘇美爾王表〉泥板研究》介紹了新世紀以來發現的《蘇美爾王表》泥板文獻,以及“史源學”“文學批評”“書籍史”“思想史”等四種研究取向。浙江大學沈弘教授的《西文“搖籃本”的中國調查:理論與實踐》分享了他調查和鑒定“搖籃本”的經歷,探討了西文“搖籃本”的版本特征與鑒定方法。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英語學院石小軍教授的《〈帕斯頓書簡〉的信使》借助十五世紀英國諾福克地區帕斯頓家族書信,對英國早期郵政狀況進行了討論。浙江大學外語學院郝田虎教授的《當代印本書的版本問題:以〈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為例》對《黑色雅典娜》第一卷的英國版和美國版八個印次進行了比對,考察各種異文,提醒我們當代著作中也存在體現作者最終意圖的理想版本(ideal copy)問題,譯者應該充分注意翻譯底本的選擇,以保證譯著質量。復旦大學中文系王柏華副教授的《“新文本主義”與文學的物質性研究》以“新文本主義”為中心,結合莎士比亞和狄金森研究中的若干爭議,對文學的物質性研究加以反思。

  目前而言,就某些問題開展跨地區、跨文化的研究或比較研究,還存在相當的難度。本次工作坊的一些論文在這方面進行了嘗試,顯得難能可貴。北京印刷學院新聞出版學院葉新教授與研究生翟歡合作的《岡本監輔〈萬國史記〉的著作性質研究》在分析《南洋官報》刊登的一則版權聲明的基礎上,將和刻本岡本監輔“著”《萬國史記》與美國出版的原著Peter Parley's Universal History,on the basis of  geography進行多方面比對,發現此書的著作性質基本為“譯”,進而從事實層面和法理層面分析了《萬國史記》的著作權侵權性質。復旦大學古籍所蘇杰教授的《日本學者對西方校勘學的學習與借鑒》對近代日本學者學習、借鑒西方校勘學的學術史進行了梳理,并與西方校勘學在中國的傳播狀況進行了比較。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孫紅苑的《中國墓券與西方Curse Tablet比較研究初探》從功能、材質、書寫內容、語言特征和民間信仰等方面,分析了中國東漢時出現的墓券與西方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5世紀地中海沿岸等地流行的Curse Tablet之間的異同及其原因,以以期加深對中國古代喪葬文化的認識。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教師廖雪的《淺談中、西文古籍修復的異同》在比較中、西文古籍的書寫材質、裝幀形式、存放方式等的基礎上,分析比較了中、西文古籍破損情況、修復理念、修復工具、材料以及修復過程的異同。

  本屆工作坊在議題和代表來源范圍上均較往屆有所擴大,時間跨度從公元前3000年的蘇美爾泥板文獻到當下的數字人文,空間范圍覆蓋中國、日本、西亞、歐美等多個國家和地區,工作坊遵循“中西互鑒、古今一體”的宗旨,力圖打破研究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達到了促進中西交流互鑒、推動文獻學與書籍史學科發展的目的。

   (文/李冰清 孫云霄 圖/林佳梅) 

編輯:趙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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